“忽必烈雖然在位期間，有很多錯誤的舉措：比如，重用西域商人，實行報稅制。拒絕漢化等等。
可是，這也不全是忽必烈的問題。
前面說了，生產力決定上層建築。古代華夏由於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可以繁衍大量的人口。
同時，他們從事農耕，固定再某片土地上。有了人口基數和生產基礎，就可以實行嚴格的編戶齊民。
在生產力低下的封建時代，國家的動員能力有限。
編戶齊民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呼叫民力物力，封建君王才有向外擴張的實力。
劉邦攻入咸陽之後，其他將領都在收羅金銀珠寶，只有蕭何派人把田畝、戶口冊保護起來。
因為，蕭何知道，這是漢王調動人力，物力的依據。
春期戰國時期，動輒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大決戰都是在編戶齊民的基礎上的。
長平之戰趙國出兵四十萬，秦國出兵六十萬，秦滅楚也是出兵六十萬。這再其他國家是很難想象的。
可是，戰國時期，兩個諸侯卻可以輕易拿出。
向外擴張之後，就可以掌握更多的人口和資源。
這就陷入一個良性循壞，每個統治者，都有強大的動力和實力，去征服其他的國家。
中央集權，編戶齊民，才讓我國能長時間保持統一。
西方不一樣，他們沒有那麼大的耕地。要麼土地貧瘠，要麼日照不足，要麼沒有足夠的水源。
他們不能以種植業為生，更多的依靠畜牧業。
由於能量遞減，靠吃動物為主的西方人，人口稀少，還要隨著水草遷徙。這樣的話，西方社會就很少能編戶齊民。
不能編戶齊民，君主手中的人力物力，就有限，就沒有形成向我國一樣的集權國家。
不能編戶齊民，國家的執行也需要錢財，唯一的辦法就是再重要地帶，設定管卡收費。
為了節省成本，最後乾脆就把稅收給承包出去。
包稅制，在西方是一種相對成熟的稅收制度。
因為蒙古人相對漢人，人口太少。和清朝皇帝一樣，忽必烈對漢人有戒心。他不管全盤漢化，同時元朝疆域廣大，讓忽必烈可以看到另外一種管理方式。
由於一年只遷徙一次，包稅制在西方收的相對不容易，通常一兩年交一次稅。漢人卻固定在土地上，就像是地理的韭菜，倫理說可以無節制的收割。
忽必烈沒有朱元璋那麼狹隘自私，把國家當成私產。
他心胸寬廣，無論是對待弟弟阿里不哥，還是南宋降臣都很寬容，沒有清朝那麼多的大屠殺。
更重要的是，在開疆拓土這一方面不遺餘力。元朝不僅是我國曆朝歷代中，陸地疆域最大的朝代，還首次把青藏高原納入華夏的版圖。
這裡不僅僅是中華水塔，還是防禦三哥的制高點。
有了世界屋脊，印軍就要仰視我們，我們只要五個師，就可以實現對三哥的戰略威懾。相反，三哥卻在我們的俯視之下，可以說處處都是漏洞。
對於包稅制，忽必烈只是一次嘗試，華夏族經歷了無數次的經驗教訓，才有了現在的偉大復興。即便忽必烈錯了，我們也不要過度的苛責。
朱元璋不一樣，他自從當了皇帝之後，就捉摸著怎麼把大明江山拴在朱家的褲腰帶上。他分封諸王說是為了鞏固大明也就算了，還無限制的包庇他的兒子。”
這時候，朱元璋的兒媳婦常小娥穿著一身粉色旗袍，端著一盒櫻桃走了過來。
櫻桃鮮紅鮮紅的，剛洗完晶瑩剔透，卻比不上常小娥一半的風采。
常小娥穿著旗袍，走路的時候，一扭一扭的，別說讓直播間這些佬色胚一個個心花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