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倭國局勢的逐步穩定，李儒的戰略計劃進入了新的階段。
單純的軍事控制和政治壓制遠遠不足以確保大明對倭國的長期統治，
文化的滲透與民心的塑造才是他真正的目標。
因此，他按照朱高熅先前方式——在倭國大地上廣泛興辦草堂，全面推進文化滲透，逐步改變倭國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使大明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武力上，更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李儒明白，倭國並非一個單一的國家，它由多個島嶼組成，每個島嶼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
因此，他的策略不僅僅是集中在一個地方，而是要透過多點開花、全面鋪開草堂建設，將大明的治國理政理念、文化傳統、儒家思想、藝術教育等各個方面滲透到每個地方，形成一個文化網路，最終將大明的統治思想深深植根於倭國的土地上。
他不僅在主要的城市和戰略要地開設草堂，還透過巧妙的布點，使草堂遍佈倭國的各個鄉鎮，甚至一些偏遠的村落。
每一個草堂都不僅是一個學術機構，更是一個文化、政治、軍事多重功能的中心，草堂成為了大明治國理政的象徵，是對倭國傳統文化的漸進式滲透。
每一座草堂的建設都由李儒親自指揮，嚴格按照大明的文化和儒家教義設計與規劃。
草堂的功能不僅限於教育，它們被打造成集學習、討論、軍事訓練、社會管理於一體的複合型機構。
李儒深知，要徹底控制倭國，必須讓草堂成為民眾和貴族都認可的文化與權力中心。
草堂的首要任務是文化傳播，特別是儒家思想的普及。李儒指派了一批大明朝廷的學者和儒士，專門負責草堂內的講學與思想啟蒙。
儒家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四書五經是每一座草堂的基礎課程，李儒透過這些經典教導倭國民眾如何為人處事、如何治國理政，以及如何理解“大明天下”的國家觀念。
特別是在倭國計程車族和貴族子弟中，草堂成為了他們學習大明治國理政理念和文化藝術的必修之地。
與此同時，草堂的學術氛圍也吸引了不少倭國本土的文化精英，李儒透過這種文化滲透，將大明的治國智慧、科舉制度、官僚體制等制度傳遞給倭國的政治階層。
他深知，倭國計程車族貴族是最關鍵的目標群體，只有他們接受了大明的思想和制度，整個國家的結構才有可能被徹底改變。
草堂的功能遠不止於文化教育，它還兼具政治與軍事職能。在一些戰亂和動盪較為頻繁的地區，李儒親自安排了“兵學館”與“演武場”，讓草堂成為當地軍事訓練的中心。
倭國的武士們在草堂中不僅學習傳統武技，還接受大明的兵法、戰略戰術、戰場指揮等訓練。
這些武士透過在草堂的學習，逐漸接受了大明的軍事體制，並且開始用大明的方式來管理和訓練士兵。
與此同時，草堂成為了李儒與倭國地方政權之間溝通的橋樑。
在草堂中，李儒設立了“講和廳”，定期召開由地方貴族、官員與大明代表參加的和談與協商會議。
這些會議討論的內容從地方治理到稅收改革，再到文化交流，涉及面非常廣泛。
透過這些會議，李儒巧妙地將大明的法律、稅收體系、治國理念逐步植入到倭國的政治體系中，藉此逐漸削弱倭國的本土權力，強化大明的統治地位。
李儒非常清楚，民心的穩固對於大明在倭國的長期統治至關重要。
因此，他透過草堂不僅加強了對士族貴族的掌控，更加註重對普通百姓的教育與民生改善。
在每一座草堂裡，除了進行文化教育外，還開設了“民事講習所”，為百姓提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