韁繩的手臂也是虎虎有力。張說面色沉靜地點了點頭：“時機差不多了，可以這樣辦。”
他們說的事兒就是彈劾運河沿岸吏治敗壞、數名地方官收受賄賂之事。御史臺手裡已經掌握了賬本、供詞等物，人證物證俱在，真是實打實的事兒，由不得他人空口無憑狡辯。所以張說是胸有成竹……當然他的自信不僅來自於小小的幾個證據，此前的準備也攸關重要。
為了此次徹底定性那幫“斜封官”的卑劣，之前幾個正直的朝野人士已“不謀而合”地做了兩件影響較大的事，作好了充分的鋪墊。
第一次是兩月前，洛陽府的姚崇上書言東都周邊郡縣吏治敗壞、貪墨成風，更有汝州刺史為了巴結上官強搶民女。姚崇在官場和文人中都頗有清名，說話和文章能做到公心為憑，所以他的奏章影響不小，朝野內外對那些下放到地方的“斜封官”的能力和品行更加詬病。
第二次是嶺南文人張九齡的文章《三河賦》。張九齡七歲能文，詩歌文墨在嶺南早有名氣，長安也有人知道他的名頭。
張九齡的名氣還在其外，這時候他的名氣沒法和姚崇比，他這篇文章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寫文的來源：花費了近一年的時間，跟著運糧船隊從嶺南一直走到了長安，實地考察了運糧路線的艱辛，其中包含了沿途風物、人情、苦難等等詳盡的描述，痛訴了貪官汙吏貪婪無度魚肉百姓，充滿了對民間大眾的憐憫和同情。其文章洋洋灑灑數萬言，有憑有據，文辭優美、感情真摯，文化和現實價值都非常之高。
《三河賦》一出，長安紙貴，宣紙價格暴漲三成。印刷商大發其財，更有憂國憂民的有志青年買不到印冊，到處借書謄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