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秒，兩秒，三秒。
黎嘉洲微笑著放下陶思眠：“我去了，好朋友再見。”
陶思眠越想越好笑，在被窩裡滾來滾去。
————
宋文信的事情確實不好解決。
黎嘉洲到休息室的時候，宋文信已經過了氣得說不出話的階段。
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當初老闆（陳潛）做抗癌，我一個人做五個人的活，四十個小時不閉眼盯實驗，陪他拿了三個s級專案，後來他轉免疫，三年前，你記得吧，其他導師想挖我，我都沒答應，二話不說跟著他轉免疫。”
“球蛋白差最後一期實驗就能出結果了，他讓我轉給肖旭，讓我去做病毒分型，辛辛苦苦兩年的東西讓我放我就放？我論文二稿都改了發他郵箱了，現在讓我轉方向？”
“他把我當什麼了？當把槍？指哪打哪？當塊磚？哪裡有用哪裡搬？”
“可我是活生生的人，”宋文信腦子一片空白，“我對免疫比對抗癌有興趣，所以當初他讓我轉方向我很感激他，可現在他讓我去做病毒分型，為什麼？憑什麼？”
黎嘉洲知道沒有永恆的師生情，只有永恆的成果。
即便他和傅闊林關係親近，那也是建立在他能為傅闊林做研究拿專案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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