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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是她唯一的救贖。
這場音樂比賽，汪琳許久以前便計劃參加。
自從她的小提琴啟蒙老師徐毓純全家移民國外後，汪琳已經將近六年沒有與老師見面了。這次將是睽違幾年來，徐老師第一次回國過年；也因此，汪琳希望邀請徐老師觀賽，藉由參賽，甚至獲獎，讓她所敬愛的恩師驕傲。
這是她期望贈予老師的禮物。
但是，她不信任那名實在過於唯唯諾諾，一點也不可靠的伴奏。即使是第一次配合，伴奏先行熟悉曲目，不是再正常不過的嗎？她暗自想著，如果下一次再配合得這麼七零八落，她會要求老師幫她換個伴奏。
出了演奏廳，汪琳調整小提琴盒的揹帶防止滑落，從連帽外套口袋摸出香菸與打火機，點了根菸。一旁同樣抽著菸的中年男子困惑地瞟了她一眼，從他頸上掛著的識別證看來，約莫是大樓裡某個辦公室的員工。
汪琳不屑地回瞪，同時站遠了些。
她一向不喜與男性有太多接觸，尤其中年以上者，總能勾起她打從心底的厭惡，強制使她想起原生家庭失職的男性長輩。
尤其是祖父，她一點也不想記起來。
每當祖父的面孔在腦海形成，縱使只有模糊輪廓，心悸的毛病就會犯。
她恨不得永遠抹去兒時的記憶。
然越痛苦的事件，就刻劃得越深。汪琳一歲多的時候，母親便不見人影，父親單獨帶著她幾年。不，說帶她也不是，畢竟他那時幾乎是住在公司。
在家時，父親對汪琳完全地漠視，只請了一個態度同樣疏離，除提供基本的三餐外根本不在意她的保母應付。直到汪琳四歲時，父親將她載回鄉下老家，交由祖父看顧，此後便連一次也沒回去。祖父始終覺得汪琳是個累贅，也從未承認過這個孫女。對於兒子莫名帶回的包袱，他是完全不願負起照顧責任的。每天，祖父便外出與朋友喝酒賭博，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對汪琳就是一頓打罵，無比嫌棄；有時，他甚至好幾天不回去，在友人家裡過夜，醒了繼續打牌，直到將身上的錢輸光為止。
汪琳連幼稚園也沒有去，年紀尚小的她就這樣獨自待在空無一人的屋裡，害怕著孤獨入睡或者被叫起來捱打的不確定性，不願夜晚到來。
鄰居們知曉汪琳的祖父成天在外，因此有幾位婦人們會輪流張羅吃的給她；可不曉得是真的沒有注意到，又或者只是不願多管事，從未有人通報汪琳的情況。等到汪琳升上小學一年級，因為祖父沒有將她帶去學區的國小報到，使得校方介入訪視，才揭開她的家庭是如何失能的事實。轉介給社會局後，汪琳被送往機構安置。
在祖父家的那兩年，成為汪琳生命中無法抹去的痛。
她開始對成年男性產生戒心，尤其遇到體型或外表與祖父相似的男子，就會使她想起那段被毆打貶低的日子。年紀漸長以後，汪琳得以控制自己的惶恐，不再輕易顯露不安，但幼時的一切仍舊如影隨形。
思及此，汪琳抽菸的心情都沒了。她將菸捻熄，丟入隨身攜帶的菸灰盒，緩步朝捷運站走去。
回到那個她至今還無法稱之為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