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回來，雖然普遍認為對霍爾特影響最大的作家非卡爾莫屬，但實際上卡爾更多地是在「不可能犯罪」的概念上主導了霍爾特，換句話說，因為有了卡爾的存在，霍爾特明確了創作的方向---我就是要寫那種發生在上鎖的房間裡的案子。至於氣氛渲染以及謎團設計，其實和另外兩位英國作家頗有淵源，那就是詹姆斯·哈德利·契斯（jas hadley 插se）以及gk切斯特頓（gk chesterton）。
詹姆斯·哈德利·契斯，英國作家，讀完詹姆斯·凱因（jas ca）的《郵差總按兩次鈴》（the postan always rgs ice，1934）後，決定自己嘗試創作推理小說。他的作品風格非常陰暗，但懸念感極為出色，其中的英雄經常處於受追捕的狀態。許多故事中，雖然「兇手是誰」從開篇就昭然若揭，但讀者仍充滿好奇，迫切地想要了解「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同時，契斯的故事總是使用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霍爾特認為這有利於渲染焦慮的情緒，並在自己的某些作品中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例如《血色迷霧》、《死亡書簡》（la lettre i tue，1992）、《石巨人》（le géant de pierre，1998）等等。
而gk切斯特頓對於霍爾特的影響更為重要。毫無疑問，切斯特頓是最早開始設計「神奇犯罪」或者說「不可能犯罪」的作者，密室之王卡爾亦表示常受其啟發而獲得靈感。但與卡爾不同的是，切斯特頓擅寫短篇，且論情節之古怪、人物之詭異，比卡爾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一類作品中，收錄在《奇職怪業俱樂部》（the cb of eer trades，1905）中的《布朗上校的奇遇》（the trendo adventures of ajor brown），被霍爾特譽為「一個難以逾越的傑作」。《死亡書簡》、《第七重解答》（la septiè hypothèse，1991）、《赴死的139級臺階》（à 139 pas de la ort，1988）等作品比較明顯地體現了霍爾特駕馭複雜情節的功力，敏銳的讀者可以從中嗅到布朗神父短篇的味道。
在案件背景的設定上，霍爾特鍾愛英國倫敦，這一點他絕對贊成卡爾的說法：「對於推理作者來說，倫敦是最好不過的背景。」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出現，使得倫敦更加當仁不讓地成為了諸多推理故事的舞臺。可以用簡單的幾個詞來形容這個特殊的環境：迷霧，四輪馬車，路燈，昏暗而狹小的街道。當這些元素融進墨色的夜裡，靈魂深處彷彿能夠聽到惴惴不安的鳴叫。
因為對案件本身有諸多限定，不可能犯罪可算是一種「狹隘」的推理小說，故而堅守陣地的代價便是要花費更多的腦力，思考如何不斷地推陳出新。
每當想到了一個好主意，例如密室問題的詭計，霍爾特就仔細地寫在紙上，然後把這些紙放在一個綠色的鞋盒子裡。天長日久，就能夠積累很多點子。在開始編織故事情節的時候，喜歡歷史傳說的霍爾特通常都以一個著名典故為藍本：比如說開膛手傑克，魔術師胡迪尼的生平，大力神的傳說，神秘的亞特蘭蒂斯等等。他還儘量讓小說中的人物貼近所選中的故事背景，以便營造最佳的神秘氛圍，接下來再到綠盒子裡去尋找最合適的詭計，將詭計與傳說完美地糅合，輔以吸引人的情節，一部傑作便這樣誕生了！
然而知易行難——一個故事可能只有50多頁，但是要想完全解釋清楚構思的過程，至少需要1000頁紙。構造一個絕妙的謎題需要漫長的時間和艱苦的工作。
霍爾特的工作習慣是這樣的：天明前的時間是他的最佳寫作時間---也就是凌晨的四個小時。天還黑著，萬籟俱寂，思路也很清晰；柚子汁，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