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朝，由於清查虧空和實行養廉銀製度，官場確實較前清廉。
嬴政對此有些體會，他一統六國的時候，統一了錢幣，統一了度量衡，在大秦，這不僅可以加快各國之間的互相聯絡，更一定程度上就是避免此事的發生，如果各國使用不同的錢幣，錢幣的置換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每年收賦稅的時候，也就很容易發生貪官汙吏撈銀子的情況。
不過這個情況在各朝各代應該都會有，每一個朝代對這樣的事情，都要進行一次改革。嬴政很清楚，他大秦的貪官汙吏也不少，在最下層估計也很常見。
不過他大秦依法治國，對於貪汙，法律很是嚴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貪汙的事情發生，其次還有一個原因，大秦剛剛統一不久，沒有後世大清這麼幾百年，想要貪汙的官員沒有這麼深的連成一片，不好處理，最後就是始皇帝的威名過剩，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貪汙，就連趙高此人也只敢在他身亡後才敢開始。
前朝們對於稅收多收人頭稅，也就是以一家子的人口數來收稅，這樣對於國家初期，百姓重新擁有土地，這樣的稅收方式還算可以，但是對於中後期來說，土地兼併嚴重，百姓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丟失土地，淪為流民，收入十分微薄，同時百姓家裡大都喜歡擁有更多的男丁，這樣便會有豐富的勞動力。
但這樣就造成百姓無土地，但家庭人口眾多，這樣如果徵收人頭稅，百姓就會無力負擔，然而富人階級擁有過多的土地，會勾結官員，規避稅收，財富差距過大，造成階級矛盾加重，流民容易造反，加快王朝滅亡，這是大多數王朝難逃命運大於三百年的主要原因。
可以說，皇帝的攤丁入畝政策對清朝注入了強心劑，對當時的國家現實情況來說，可以讓百姓緩了一口氣。所謂“攤丁入畝”，其實質就是把人頭稅轉換成了土地稅。具體來說，它不再依據人口數量計徵稅款，而是以每個家庭所擁有的土地面積作為計稅依據。
如此一來，納稅額完全取決於土地的多少：擁有大量土地的人家自然要繳納更多的稅金；而那些土地較少的，則相應地減少納稅負擔；至於根本沒有土地的人，則無需繳稅。這種徵稅方式使得稅收負擔更為公平合理，同時也有效遏制了土地兼併現象的發生。
這項措施有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官紳地主。不知給多少窮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鎖，剷除了多少官員的搖錢樹。
自古以來，紳衿們便在各個朝代享受著法律規定的免除各種雜費和徭役的特殊待遇，但他們卻並不滿足於此，反而不斷地去追求更多的非法特權。
嬴政也知道這些事兒，那些世家不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嗎？紳衿們只是最低等的而已，不過世家面子上不會鬧得這麼難看，他們早就過了這個階段了，不需要再靠這些不恥的手段去獲得財富了。
不過大秦時期百家爭鳴，沒有像現在這樣只有儒家，而且現在大清儒家的樣子更讓嬴政所不齒，這些儒家子弟果然只會這樣，早就知道他們不會做什麼好事，學儒家，學到根骨的人極少，大多數都只能學到一些皮毛，然後出來行私心，得私利。
嬴政在大秦時就對這些儒生很是看不上，現在就更對他們沒有什麼好臉色。
不過嬴政也知道，這裡面並不是全是儒家的鍋，是人心向來如此。不管換了當初大秦的哪家弟子經過這麼些年，恐怕都會這樣。這裡面的問題是現在只有儒家這一種聲音，或許他可以再把當初的百家爭鳴的樣子再弄出來，讓他們各家之間互相牽制。
紳衿所擁有的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的種種權利，都導致了平民百姓與這些士大夫階層之間的尖銳對立。
皇帝看到問題的癥結，於雍正二年二月，下令革除標誌紳衿特權的“儒戶”、“宦戶”名目，不許他們藉此營私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