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包拯很忙，使出渾身解數讓劉太后和李禎同意撥款疏通河道。
可戶部沒錢，暫時拿不出十萬兩紋銀。
但包拯有辦法，邀請京城七十二家正店的東主來府衙開會，拿出借款單據讓這些東主耳目一新。
興國府衙沒搞義捐。
看著這張借據張出塵就感覺眼熟，她曾在定軍山裡簽過一張保護費欠據，知道陳恪寫單據的特色，這張借據的用詞造句很陳恪。
於是毫不猶豫地表示，“豐樂樓願借款五千兩紋銀。”
這個態度起到模範帶頭作用，各家東主都是要面子的人，張出塵有錢我差什麼？
於是借款額度迅速突破原來的預期，七十二家東主借給興國府衙三十萬兩紋銀。
包拯知道自己保守了，於是立刻決定聘請疏通河道的高手，大量增加人力，爭取撈出一些寶貝來。
陳恪說河裡應該有點寶貝，撈出來就能解決部分費用問題，包拯還真信了。
興京也是幾朝古都，歷經過多次戰火，往河裡扔點金銀財寶的事應該沒少發生。
打定這個主意包拯就要自力更生，但這事與陳恪無關。
他是知府幕僚，出個主意就行，本人既不懂疏通河道的方法，也不會撈取寶貝，可以待在一邊當閒肉。
但這塊閒肉卻不能閒著，他要面臨多方面的挑戰。
因為辯經的味道變了，從論辯經書轉為辯論史學、律法、詩詞歌賦的學問，還有一位張道人要跟他討論道家寶典，一位智機和尚要跟他研究佛經。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他得罪的人太多，御史梁堅在朝堂上奏報民意，廣大民眾非常支援柳乘風與何潘仁的提議，“與陳恪辯論詩詞歌賦和律法。”
梁堅奏報結束，工部右侍郎王欽立刻出班表示贊同，然後是戶部左侍郎曹中襄出班附議。
御史中丞楊國斌則馬上出班奏報，“懇請皇上、太后順應民意,陳恪多次口出狂言，說詩詞小道爾，此等狂悖之言應予以糾正。”
這話引起了眾怒，大多數朝臣贊同楊國斌的意見，唯有林毅之和包拯表示反對，而兵部尚書尚善治竟保持沉默。
面對這一局面，急於給陳恪樹立更大名氣的劉太后表示同意，李禎則堅持與劉太后保持一致意見，下令辯經領導小組，准許多方位辯經。
這個訊息一出頓時引發一番報名的熱潮，有想和陳恪討論天文地理的、有想討論發財致富的、有想達到增產豐收的、還有人竟想與陳恪討論如何金榜題名？
這時來了一個青年和尚，自稱遊方兩年，現掛單在大相國寺，聽說陳恪對佛祖不敬，要來與他討論一番佛法無邊。
隨著和尚的出現又來一位青年道人張潤，一定要跟陳恪討論一番道家經典。
於是經過幾番淘汰，辯經領導小組確定了五位辯論對手，律法何潘仁、史學司馬光、詩詞柳乘風、佛學智機、道學張潤。
得到這個訊息陳恪奇怪，竟沒人跟他辯論孔孟之學？
司馬光、何潘仁和柳乘風都是儒家弟子，卻不跟他討論孔孟之道也是一件奇怪的事。
而在這五個人中陳恪重視司馬光，這位是《資治通鑑》的作者，自身才華得到歷史的肯定。
但他卻不怕與司馬光辯論史學。
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綜合性，這一點已被他在那個世界的老師們掰開了揉碎了，講得再明白不過了。
他是專業出身的歷史研究生，而司馬光不是。
想明白這點他就不在意司馬光了，卻將注意力轉到張潤身上，感覺這位才是他的勁敵。
道教不同於佛教，它是實踐派，作為道教徒，肯定有一項壓箱底的功夫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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