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在那個世界的史學界擁有崇高的地位，所撰寫的《資治通鑑》為重要歷史文獻。
而其本人在男女生活作風上與王安石一樣沒有瑕疵，與他倆相比，大文豪蘇軾就是一個流氓加色鬼。
這是司馬光好的一面，但他被人詬病的不是反對王安石變法，而是當上宰相之後所做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將王安石全力支援、王韶一路猛攻打下來的大片土地拱手還給西夏，讓北宋在西北軍事上再次陷入被動挨打狀態。
第二件事就是全面廢除王安石的變法之策，不管好的壞的一件不留，讓變法所得的成就全部煙消雲散。
第三件事則是發配王安石所用的所有官員，開了對人不對事的黨爭先河。
而在司馬光之前，北宋朝堂是對事不對人的，只要你也贊同這件事就不存在政敵之爭，大家一起努力辦事。
這種良好風氣讓朝堂保持著高度的團結性，在朝堂上爭得面紅耳赤，下了朝堂照樣摟著脖子喝小酒。
所以包拯以其剛直的作風，仍能調入京城擔任重要職位。
可這種良好風氣卻被司馬光徹底破壞了，在他之後的朝堂是對人不對事，你是我的政敵，你提出的所有事都是錯的，你提拔的所有官員也都是錯的。
這種官場不良之風就是司馬光開啟的，他雖然只當了八個月的宰相，但其遺毒一直傳播至今。
所以高太后死後，總算掌權的宋哲宗挺恨他，奪去司馬光死後的諡號，砸碎給他立的石碑，還差一點挖墳掘墓。
出現這種秋後算賬的行為真不能怪宋哲宗，他當然恨司馬光了，這位皇帝也是改革派，但爭不過掌權的高太后，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司馬光將改革成果全部消滅。
而當這位皇帝真正掌權時，只能無奈地從頭開始改革。
可這位皇帝年僅二十四歲就死了，使改革徹底湮滅，繼位的就是他的弟弟趙佶，大名鼎鼎如雷貫耳的宋徽宗。
而司馬光也被同樣大名鼎鼎的宋高宗給平反了，還將北宋滅亡的帽子扣在王安石頭上。
宋朝的歷史就是這麼古怪，王安石是奸臣，章惇也是奸臣，可從後世看，這兩位奸臣給北宋做出的貢獻比那些所謂的忠臣大多了。
當然、一個能把自己的武力屏障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決的王朝，這些事也就不古怪了。
陳恪就不覺得古怪，但他沒法對司馬光有好感，將他的“毫無根據”定性為潑婦罵街。
這個定性一出，急怒攻心的司馬光張了幾次嘴卻無反駁之語，一口悶氣沒上來撲通一聲倒在講臺上。
這幅情景讓觀眾大飽眼福，一場辯論會竟被趕出去一個，又昏倒一個，而剩下的三位辯論者卻緊閉雙唇，一副打死都不說話的神態。
眾人盯著臺上的一名儒生、一個和尚和一位道人，見他們緊閉雙唇心裡疑惑，“你們來幹什麼？”
他們是來與陳恪辯論的，而且都是自己擅長的領域，可幾個問題說下來，這時卻是緊閉雙唇不敢說話。
柳乘風不敢說話，怕說話激起陳恪的作詩填詞之心，再作幾首精品他以後就沒法混了。
他不怕辯論失敗，反正大家都沒贏。
而智機和尚也不敢說話，天知道陳恪是怎麼知道佛祖經歷的？他連佛祖經歷了什麼都知道，而不知道的自己還跟他談什麼佛法？
他也不怕失敗，反正已經趕出去一個、昏倒了一個，仍然保持寶象莊嚴的自己應該不算太失敗，至少比旁邊這個耷拉腦袋的儒生強。
智機和尚找到了心理平衡就絕對不會開口說話，不說肯定沒錯，一說就全是錯。
他已悟出了禪機，離高僧的寶座又近了一步。
智機和尚是這個想法，張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