飽讀詩書、心懷大志的青年才俊，一直秉持著忠君愛國的崇高理念。
面對如此慘無人道的暴行，一般人或許早已怒不可遏，選擇以暴制暴，用同樣殘忍的手段來複仇雪恨。
又或者趁此機會揭竿而起，領導眾人反抗不公。
但杜武秀卻與眾不同，他心中所想並非這些極端之舉，而是堅信公理和正義終將得到伸張。
於是，他毅然踏上了上訪申訴之路，決心要為死去的親人和遭受苦難的鄉親們討回一個公道。
他相信皇帝能主持正義，對案件作出公平裁決，替無辜受難者申冤昭雪，依法懲辦兇手。道廣二十六年（1846年）5月，他不遠萬里，赴京告狀申案，他將訴狀帶到京師端門，御狀轉交到都察院。
如果清政府對這起慘案能認真對待，秉公執法，懲辦兇手，平息憤怒，就不會有以後的波瀾壯闊的大起義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也能得以避免，無論是官府，還是百姓，都不會蒙受巨大損失。
當時，道廣皇帝命雲貴總督林擇徐前往查辦。
林擇徐是清道廣年間的重臣，因火燒陰國白粉而名聞全國，這時他剛任雲貴總督，一上任就前往處理“保山慘案”。
這起案件堪稱錯綜複雜且極度敏感，牽涉眾多，影響深遠。面對如此棘手的局面，他毅然決然地秉持著“不分民族、只問良莠”的堅定方針，毫不偏袒，公正無私地對那些製造了這場慘絕人寰血案的官員們展開了嚴肅的處置。
首當其衝受到嚴懲的便是羅天池和代理永昌府知府二人，他們因翫忽職守、縱容惡勢力肆虐，最終雙雙被革去官職，且從此永無複用之可能。
與此同時，那 28 名直接參與屠殺的沈聚成等主要兇手亦未能逃脫法律的制裁，紛紛遭到逮捕並被定罪。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窮兇極惡之人竟在押解前往刑場的途中選擇了自盡，企圖以此逃避應有的懲罰。
至於進京告御狀的杜武秀、丁燦庭、木文科以及劉義這四位勇者，儘管他們所提交的控告呈詞存在部分與事實不符之處，但考慮到其家眷已然慘遭不幸遇害，朝廷最終還是決定網開一面，從輕發落，將他們無罪釋放。
此外，在那場血腥大屠殺中僥倖存活下來的保山縣二百餘戶少數民族百姓，則遭受到了官府的強制遷徙，被迫搬至一座名為“官乃山”的荒涼山頭之上。
對於林則徐在此案中的處理方式，朝廷表示甚為滿意，不僅對其大加賞賜，賜予太子太保的殊榮頭銜，還恩准其佩戴象徵榮耀的花翎。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這場“保山慘案”當中深受其害的村民卻對此處理結果深感不滿，心中充滿了無盡的悲憤與怨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