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最離譜的還得是印度，因為當地學者發現在印度有時候會測量不到影子，所以便認為印度處在太陽的正下方，也就是天下的中心。
不過，隨著佛教在華夏的逐漸本土化，天下之中又逐漸被本土和尚所避諱不再談及。
要麼就是印度、華夏都算“中國”。
好嘛！
又一個“自古以來”，還是主動送上門的！
到了隋唐時期，天下復歸一統，“中國”才再度成為華夏的地域文化雙重代詞。
華夷之辨更是成為了隋唐建立中國的主要政治結構，到了大周正統武則天。
同樣也對洛陽為“中國”非常重視，還效仿西周遷都九鼎，也在洛陽搞了個翻版出來。
就是難為了當時在印度、武周往返出使的大唐高僧義淨法師了。
這位高僧在出使印度，回國途中經過室利佛逝國之時，發現會觀測到“夏至無影”的特殊現象。
這也是古人最早認識到北迴歸線。
而後回到洛陽，義淨法師也說：“洛州無影，與餘不同。”
也別管他是怎麼量出來洛陽無影的。
作為朝廷的使節，高僧和忠臣之間，有時候也需要靈活的變通。
中國、夷狄在漢唐的區別，也遠沒有達到民族文化的時候。
真正有著明確表現，甚至體現出近代民族主義的時期，還得是從宋朝開始。
石介的《中國論》也是第一部，明確提出了華夷之辨，並將其上升到民族國家層面的文章策論。
宋人之所以如此重視華夷之辨和民族國家，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宋朝姑且算是統一王朝，卻沒有完成大一統。
在宋的北邊是遼國契丹政權，西邊是党項人的西夏政權，南邊又有大理、安南這些王國割據。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所以大宋的“鄰國友邦”，個個都是說話又好聽，打架也能併肩子上。
沒能完成大一統的宋朝，尤其是以燕雲十六州為主的漢地，被遼國、西夏等夷狄政權長期佔據。
這就導致兩宋計程車大夫們對於中國和夷狄之分，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憂患情緒。
林煜這時做出總結道：“也就是從宋朝開始，士大夫們清晰認識到了，中國是一個國家，而夷狄所屬的遼、西夏同樣也是國家。”
“北宋與遼國的外交國書開篇，基本都是以‘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作為開頭。這不光代表宋遼兩國是平等的外交對話關係，也明確了中國、契丹是兩個獨立國家，兩個獨立的民族國家。”
“這一點，可以從宋遼兩國多次外交發現，當時明確勘定了國家邊界線，甚至擺出了寸土必爭的態度。一旦兩國軍隊任一方，公然越過外交文書所定的邊界線，就會引爆戰爭。”
“這與漢唐時期中國、夷狄的模糊觀念，明顯是不一樣的。”
民族國家，強調了民族主義與國家觀念。
而且這個民族國家的觀念自宋朝而始，又被後來的元明清相互交替繼承，到了清朝體現的最為劇烈。
清朝的滿漢之爭，就是民族國家的精神特質，在持續性的發揮作用。
說得再難聽點，中國是中國，你們這些夷狄外族，不要這麼沒有邊界感，老是跑到中國來碰瓷！
“民族國家便是華夏的精神特質。”朱瞻基喃喃自語，神色間若有所思。
于謙倒是舉一反三：“所以，天竺、蒙古、日本、朝鮮等國，也具備與華夏類似的民族國家精神特質？”
林煜點頭：“你可以這麼理解，如果說中國是華夏的民族國家精神特質，那麼天竺的種姓制度觀念，也未嘗不能是他們的精神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