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煜要重開大明的“百家爭鳴”。
天牢內的于謙，因為政治閱歷不足，可能一時還無從察覺。
但夏原吉是何許人也？
嚴格來算，那可是四朝老臣了，雖未經歷過靖難之役（建文一朝，夏原吉都被外派出差），但在朱棣登基以後便被遷調為戶部尚書官銜。
此後，夏原吉便長期主管戶部財政以及地方治水、賑災。
一直到了永樂末期，才因為反對皇帝繼續北征，而遭到遷怒下獄論罪。
朱棣在榆木川病危崩殂前，才對左右痛呼：“夏原吉愛我！”（此愛非彼愛）
可以說，夏原吉的政治閱歷非常豐富，又長年身居戶部尚書，對國事大政的方略相當敏銳。
林煜前後鋪墊了那麼多，中間又特地提出大明的西北有著一處藏經洞，裡面有著儒釋道三家經典藏書，甚至還有著許多唐末以來失傳的秘藏。
再加上，夏原吉本就先入為主地以為，林先生或許已經猜出了自己等人的身份背景，那麼這所謂的西北藏經洞，應該也不是隨口一說……
好吧，過程全錯，結果全對！
林煜敢保證，他當時確實不知道這些人啥身份，只是有所推測，點明地圖裡的藏經洞，也是存著拋磚引玉的心思。
現在，玉已經引出來了，那也是時候開始下一步行動了。
推動大明開啟“百家爭鳴”時代！
任何學說只要一家獨大，不論嘴上說的多好聽，那都必然會迅速趨向於僵硬陳舊和保守。
這是歷史的必然性，因為持有學說的始終都是人，是人就會有蠅營狗苟，便如兩宋的程朱理學，在兩宋時期能夠不斷改良，甚至下沉到了利於百姓。
可放到了元明兩朝，因為官府朝廷的大力支援，如今的程朱理學早已成了一潭腥臭惡人的死水，稍微看一眼都覺得“噁心”。
而且，程朱理學也不是單一的例子，早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的時候，被大漢朝廷獨尊的“儒術”就已經出現過重大問題。
先說一下漢武帝“獨尊儒術”，它的起源來自於董仲舒進獻“天人感應”說，為漢朝君王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政治法統。
漢武帝因此得以對內削藩改革，加強了中央集權，對外北驅匈奴，強勢發動“漢匈之戰”，打出了漢人的骨氣。
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代表的“儒家”不是儒家，或者說，他代表的僅為儒家學派中的“公羊派”。
所謂公羊學派，其實就是儒家的幾個分支之一，孔子在世的時候，儒家自然是一家之言，也可以說是孔門。
可孔子死後，就算都是師承孔子，不同弟子之間，對孔子著作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他們的思想也存在著分歧。
公羊學派的分歧點，就來自於孔子著作的一部史書《春秋》，也就是儒家“四書五經”的其中一部“經”。
這也可以說是孔子埋下的雷。
因為孔子修史奉行“言多必失”，故而用的全是“春秋筆法”，對史書記述通常只寫某件事的時間、地點和結果。
這就給了之後的儒家門徒極大的發揮空間，成功催生出了三位儒門“開山始祖”，分別為左丘明、公羊高以及穀梁赤。
三人根據各自的理解，對《春秋》分別進行了註解，從而形成了《左氏春秋》、《公羊春秋》以及《穀梁春秋》。
其中，《左氏春秋》註解的沒什麼爭議，也被大部分的儒生廣泛接受，並謂之《左傳》。
但《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就不同了，兩部《春秋》的註解差異極大。
因為這兩本書的內容，漢朝儒生們逐漸分成兩派，一派為公羊學派（傾向於孟子），一派為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