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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那些被西方發達國家表面上的繁榮迷惑的公共知識分子們的確是深信不疑，甚至某些人叫囂著希望國家某些利國利民的長遠規劃停滯甚至是徹底捨棄，從而節省大量資金用於民眾的各項福利開支。
其他人對這種思潮如何看待俞教授不清楚，他自己卻很明白，西方的繁榮是建立在過去幾百年建立起來的強權基礎上的，換句話說人家槍桿子和刀把子一個比一個硬，這樣人家說話辦事兒才有底氣。
現如今西方發達國家用了一套全新的話術體系，將槍桿子和刀把子給藏起來了，就說人家沒有？這樣的人不是蠢就是壞。
如果國內沒有兩彈一星和遠端運載火箭作為基本的安全保障，想改革開放？試試！
基於此，俞教授可謂是國內超高音速裝備最為積極的倡導者，甚至為此願意放棄現有的一切職務和待遇，回到科研一線從零開始。
奈何俞教授的決心很大，但激波風洞這東西並不是誰誰下個決心就能辦到的，那是需要極大的資金支援，超強的資源投入以及專業的人才隊伍才能運轉起來的系統工程。
迄今為止，只有國家的力量才能將這個系統工程從0到1變為現實。
而此時的國內對於是否上馬激波風洞爭議很大，畢竟這東西投入太大不說，更關鍵的是經濟效益低得可憐。
以至於負責專案規劃的某部門領導在某次會議上直接問俞教授，你要2億人民幣，能給我帶來多少經濟收益？能拉動多少gdp？
俞教授當時只能用一句：“國家安全是無法用簡單的經濟效益來衡量的。”
結果哪位領導伸手指著北方，質問道：“那北邊的蘇聯怎麼解釋？他們可就是在軍用裝備上不計代價的投入才導致現在的下場的。”
俞教授頓時被說的是啞口無言，畢竟他只是個科學家，並不是經濟學家更不是政治家，蘇聯怎麼垮的，說真的他還稀裡糊塗呢，怎麼可能解釋其中的緣由？
於是俞教授的努力至此再次失敗。
眼瞅著專案重啟無望，俞教授也有些心灰意冷，以年紀大不便擔任領導崗位為由，辭去了在國防科工局的職務，轉而進入某大學擔任教授，準備後半輩子就在象牙塔裡教書育人。
既然他這輩子可能無緣超高音速飛行器的研究，那就把希望寄託在自己的徒子徒孫身上吧，等到國內綜合國力強了，說不定國家會再次啟動超高音速飛行器的研究呢，屆時激波風洞必然會被提上日程，自己將種子撒下去，說不定那天就能開花結果。
然而還沒等俞教授期待的徒子徒孫們開花結果，他自己卻重新老樹開花，準備結下累累碩果。
原因無他，只因為莊建業千里迢迢慕名而來，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將這位躲進象牙塔裡，心灰意冷的老教授重新恭請出山。
事實上當時的莊建業不但將俞教授請出山，還透過各種渠道從國內外挖來了不少有著超高超音速學術背景的科學家。
之所以如此，無他，只因為當時騰飛集團承擔的反艦彈道導彈再入式彈頭在15馬赫以上的高速飛行時隔熱材料技術不過關，導致內部制導系統損毀。
莊建業和騰飛集團為此承受了巨大壓力，甚至莊建業一度在內部會議上做了公開檢討。
問題是檢討歸檢討，該做的事兒還得繼續做，畢竟反艦道導彈的專案還在有條不紊的推進，若是無法解決載入彈頭在30公里到60公里的近地軌道空間的超高超音速機動的話，不但影響部佇列裝，更會導致東南沿海的軍事鬥爭形勢變得更加嚴峻。
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經過總結，騰飛集團發現他們的材料技術不過關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缺乏超高超音速飛行器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