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朱棣日後登上那至高無上的皇位，在天下士人的心中，也永遠脫不去“篡位”的罵名。
在那莊嚴肅穆的紫禁城大殿之上，朱棣懷著複雜的心情，懇請方孝孺為他起草登基詔書。彼時的方孝孺，身著一身孝衣，那素白的顏色彷彿是他對建文帝忠貞不二的無聲宣告，他目光堅定，毫不畏懼地怒斥朱棣，將心中的悲憤與對正統的堅守，化作聲聲質問，直擊朱棣的心底。
朱棣，他的性格本就最像朱元璋，那骨子裡的剛硬與霸氣，讓他平日裡容不得絲毫忤逆，可面對方孝孺，他竟強壓下心中的怒火，耐著性子，一次又一次溫和地勸解，口乾舌燥也未曾口出惡言，只是近乎哀求地說：“先生，這是我的家事，還請您為我起草詔書啊。”然而，方孝孺卻只是提筆寫下了幾個大字——“死即死，詔不可草”，那寥寥數字，卻重如千鈞，彰顯著他寧折不彎的氣節與至死不渝的忠誠。
朱棣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那朱家人的暴脾氣一觸即發，他紅著眼，厲聲質問方孝孺：“你不怕死嗎？不怕誅九族嗎？”而方孝孺卻挺直了脊樑，決然回應道：“你殺我十族又何妨？”這一句，似是平地驚雷，震撼了整個朝堂，也徹底激怒了朱棣。
於是，那慘絕人寰的一幕上演了，朱棣竟真的下令誅了方孝孺十族。當著方孝孺的面，他的親人、門生、故舊，一個個被無情地帶到刑場，鮮血染紅了大地，慘叫撕裂了天空，那是怎樣的人間煉獄啊！整整殺了七天，847 人也好，873 人也罷，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都是一個個破碎的家庭。而方孝孺，始終默默流淚，他的目光從未離開過那擺在面前為朱棣起草登基詔書的紙筆，可那紙筆，至始至終，未曾被他挪動分毫。最終，方孝孺慷慨赴死，用生命扞衛了他心中的君臣大義，用熱血譜寫了一曲悲壯的忠誠之歌。
站在後世的角度去回望，或許有人會感嘆他的剛烈，質疑他的行為，覺得為了心中那份君臣大義，連累了八百多人，這樣做是否值得？然而，在那個時代，在真正的讀書人、真正計程車大夫眼中，這一切，太值得了！那是一種深入骨髓的信仰，是一種超越生死的堅守，是即便明知會粉身碎骨，也絕不屈服的精神啊！
這種精神，它叫名節，是一個人在這世間立身處世的根本，不容玷汙；它叫大義，是面對家國大義時的義無反顧，雖死無悔；它叫不屈，是在強權壓迫、生死抉擇面前的錚錚鐵骨，永不低頭。
縱覽浩浩蕩蕩的歷史長河，其間固然有數不清的文人敗類，就如那東林黨中，那些在南京城外，卑躬屈膝迎接皇清的無恥文人，他們的行徑令人唾棄，讓人心寒。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如銀河中浩瀚星海般的無數大儒，他們秉持著這種精神，前赴後繼，綿延不絕，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我們生長且熱愛的這片人間大地。
東林黨，這群表面上滿口仁義道德，自詡為清流的文人團體，實則是大明王朝的一大禍根。他們打著“正人君子”的旗號，在朝堂之上結黨營私，黨同伐異，將朝政攪得烏煙瘴氣。
就拿“明末三大案”來說，梃擊案中，本應是查明真相、維護宮廷安穩、以正朝綱的關鍵時刻，東林黨卻藉此機會，排除異己，將其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不是為了真正探尋幕後黑手，還宮廷清明，而是企圖透過操控輿論、影響審判，來打壓與自己政見不合的勢力。他們不顧案件本身對於國家穩定的重要性，只想著如何讓己方在朝堂爭鬥中佔據上風，使得原本就複雜的局勢變得更加混亂不堪，也讓朝廷的公信力在民間大打折扣。
再看紅丸案，這本該是關乎皇帝安危、國本穩固的大事，可東林黨人又一次罔顧大局，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肆意攻擊政敵，把對皇帝病情救治的探討演變成了一場激烈的黨派紛爭。各方勢力你爭我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