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年號似乎寓示新的氣象。
登基半載都無甚動靜的新帝終於在改元后有了動作,一道道詔令以朝廷為中心釋出出去，涉及賑災、基建、減賦、強軍……有繁有簡、有詳有略，如強軍,目前天子只是露出意向，接下來還得看哪些朝臣願意積極獻策獻力。總之，關照過軍事民生等領域後，天子的目光終於投向文教。
三月初，執掌湖廣一省文教的江提學充分領會天子之意,向各府州縣行文，重申生員須“精通四書、本經,通曉文史、論、策、詔、誥、章、表及當代律判與典章制度，作文務要典實、說理詳明，不許虛浮誇誕,且字須端楷”。＊
實話說，這已是老生常談。當年太·祖皇帝頒定科舉規章便已定下如此規定。
只是百餘年來,許多紙面上的規定在實行中早已面目全非。當今生員大都手無縛雞之力，君子六藝只通一半，且許多生員只會讀死書,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問起朝廷典章制度卻是一知半解,寫起策論更是隻會誇誇其談,言語空洞。
這與科舉“只重首場”的風氣息息相關。
鄉試之前的童試三關,一般只考帖經、墨義、詩賦,四書文與五經義翻來覆去考題有限，練多了八股文，透過童試並不難。而鄉試雖說既考四書五經，亦考論、詔、誥、判、表以及經史時務策,偏偏四書五經在首場，餘者分別在第二場和第三場。由於考官“只重首場”，考生往往只要首場四書五經文發揮出色便足以高中桂榜。
至於經史時務策之流，等中舉之後再用心鑽研不遲——雖說殿試重策問，可那卻是將來的事。畢竟若是當下連舉人都不能考中，又何必提前為將來的殿試策問操心？
如此長年累月下來，從學宮訓導到生員本身都走上了重經義而輕律例策問的道路。
這也讓太·祖皇帝當年的規定成了一紙空文。從鄉試中遴選出來的舉人只能說四書五經讀得好，未見得都具備實幹的才能。
而今江提學再次重申太·祖皇帝的規定，對生員的“全面發展”作出了新的安排，又著重強調今後鄉試不再只重首場，而是三場並重，以糾正“只重經義”之風氣。
隨著江提學放話，湖廣學風為之一變。
襄平府府學，嗅覺敏銳的昔日翰林戴府教第一時間調整府學課程，將從前只是佔用四書五經課堂時間邊邊角角的歷律與策論單獨劃分為正式科目，由何訓導教授。
就連今後的月考也在四書五經的基礎上加入論、詔、誥、判、表與經史時務策，與鄉試內容一致，題量卻只有其三分之一。如此是為了保證生員一日之內就能考完。
其中“論”為論述題，題目依舊出自四書五經，“詔”與“誥”則是代天子擬旨，以天子的口吻頒佈某種命令，“表”屬於朝臣向天子上書的某種章奏格式，“判”則是官員判案時所寫的判文。
“論”且不說，其餘四種公文無疑頗有實用價值，將來若要入朝為官，非得熟練創作此類公文不可。
掌握格式只是其一，下筆之時又得仔細斟酌。尤其是“判”，僅僅格式正確不夠，非得熟讀律令、通曉律例，才能提筆寫出有理有據的判文，而不是判文寫得糊里糊塗，將來判案也糊里糊塗。
《大齊律》自然成了諸生學習的重中之重。哪怕從社學啟蒙開始，《大齊律》與曆法術算等科目都是朝廷規定的“必修”，但實施過程中，由於師生的一致不重視，真正認真學過的學子少之又少。
謝拾卻是一個例外。
當年徐夫子授課時首重的便是《大齊律》，在他看來，為學須先為人，道德教化是一方面，教學生從小知法懂法是另一方面。《大齊律》都不懂，談什麼修齊治平？這等人便是入仕為官也是個昏官。
年節時與徐師兄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