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而下地自覺追求聖賢、君子化的道德理想人格，最終實現“敬天保民”、“仁民愛民”的國家治理目標。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讓一個社會完全以道德作為行事準則，這顯然太過於理想化，完全行不通。
所以，當儒家認識到自身的問題，法家又不得不在儒家獨尊天下的大勢當中委曲求全，兩者相互接觸，瞬間便勾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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