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被引起的騷亂非常輕鬆的就被平息了，被樊瑞抓住的那個傢伙直接被關進大牢裡面進行審訊。
經過眾人堅持不懈的用老虎凳和辣椒水給這小子上刑，他直接就招了，他是皇城司的下線，是奉命來梁山製造混亂的。
北宋皇城司的主要職能表現在密報國內異常動態，防止和鎮壓不軌活動，查辦民俗異事及謗議朝政者，偵察官吏的不法行為等方面，更類似於特務機構。
它招徠大量的惰遊無賴，偵探官吏百姓隱私，事無鉅細，都向皇帝稟報，造成了都人惴慄，不敢偶語的恐怖局面。
公元1084年，宋神宗秋宴群臣時突然患飛風疾，杯中的酒灑了一身。當時京師中遁盛行《側金盞》歌，皇城司的官員認為是不祥之兆，見到唱歌的人就抓進牢獄之中，歌曲從此絕唱。
皇城卒的活動， 自一開始就遭到了宋朝官員的反對。武德卒剛剛進入四川活動時。地方官便悄悄把他們抓住殺掉。還有人捉住皇城卒，打了一頓板子，捆縛送到京城、並責怪皇帝不信任天下俊傑，專門寵任狐假虎威的惡棍。在地方官員的聯合反對下，皇城卒的活動範圍被侷限在京師，這無疑是地方官員、百姓都值得慶賀的事。
但是，即便如此，皇城司身為皇帝的直屬近臣、心腹爪牙待遇也堪稱優厚。皇城司身為特務監察機構必然會走到朝中大臣的對立面。皇城司的成員依仗皇帝撐腰也多放任自為，漠視法律，紀律廢弛，所以宋朝期間皇城司素遭詬病，經常遭到大臣的彈劾，而這種彈劾多半起不到什麼作用。
當然，皇城司也有對外用間問和反間的一面。宋真宗時，皇城卒告發一個商人是契丹間諜，並把他捉起來加以審訊。為了監視出國的外交官，防止敵國的招誘活動，宋朝廷還專門規定：凡是出使契丹的使臣，都要派兩名皇城卒跟隨，時刻偵察使臣舉止。面對身邊卑劣陰鷙的特務，使臣們無不忍讓姑息，生怕在什麼地方不小心得罪了他們，遭到誣陷。
皇城司的性質決定了用間反間的主要工作依然要落到守邊禦敵的宋朝將領身上。
只是從史料中看，皇城司似乎也做了不少事情，但為什麼在歷史上的知名度如此之低？尤其與後代鼎鼎大名的錦衣衛相比，它幾乎像是穿了隱形衣，堪稱“最沒有存在感”的特務機構了。為什麼同樣是特務，錦衣衛可以在明代歷史中翻雲覆雨、攪弄風雲，皇城司卻好像從宋代歷史中隱身了？
這還要從兩代統治者的態度說起。宋代統治者最畏懼的並不是文官，而是武將。對於武將統兵割據的恐懼，深深刻在了宋王朝的血液中。
在這一思想下，朝中文臣並不是宋代皇帝的對手，反而是用以制約武將、“共治天下”的幫手。因此終宋一代，對文人士大夫都採取了寬和政策，“不殺士大夫”更是被寫進祖訓，規制著一代代的大宋天子，即便宋代大臣被皇城司刺探出有違法行為，最多也只是被貶官。
而明代不同，明太祖朱元璋似乎對官吏有一種天生的反感。錦衣衛的監察物件，直接指向朝中諸公。明初掀起的藍玉、空印、胡惟庸三大案，隨處可見錦衣衛暗自刺探、逼供誣告的身影。因此，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雖也討厭特務，但無需多分給他們眼色；而明代的文臣則無一刻不活在錦衣衛的陰影下，自然對其尤為重視。
其實，從這兩個機構原先的職能也能看出，皇城司在參與政治上天生具有劣勢。明代錦衣衛原是一個禮儀機構，皇帝朝會、祭天、出巡等重要場合，都需要其執掌儀仗，這便具有了參與政治的先天優勢。朝臣與皇帝的每一次見面、彙報政事，都逃不過身旁舉著儀仗的錦衣衛的法眼。而皇城司最開始的職責是宮門禁衛，他們特務職能的延伸只能靠盤查進出宮門的人群，並不能像錦衣衛那樣直接深入政事處理的中心。雖然都是特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