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這麼主張也是立場堅定，一條道走到黑，為官者不是誰都能是竇懷貞，政見和站位穩定是值得信任的表現。
四個閣臣一合計，決定讓皇帝下，內閣衙門只需要提出建議和列出預見的危險。
正好此時已臨近年末，四人便分工行事，找政事堂的人總結一年各部的施政得失，再以內閣的名義進行匯總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時要預先謀劃明年的政策，進行國策調整。
科舉取士就是第一大國策轉變；之後是戶部財政的政策，內閣等人沒有提出仍然建議，在他們看來有所作為的只有讓內務局和國庫分開這一點了，但沒人提出來，軍費消耗的賬目只有透過開源節流等治標不治本的法子來意思一下，新錢法仍然實行保守政策，因為此時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家，戶部那些人才制定“青錢”的計劃只有以國庫實際儲存的硬通貨和紡織物等實物為憑據，保守印錢避免經濟動盪，薛崇訓搗鼓出的紙幣和銀票差不多，沒有充分發揮紙幣的作用；
來年的兵事作出了改變，因為營州之戰和薛崇訓個人在決策上的表現，再去反對東北用兵的事已經沒有意義，內閣只有在諮文中調整國策，提高東北防務的投入（在此之前的唐朝在高句麗滅國之後重心一直在西移，精兵也大部分在西北，這基本是國策基調）；對吐蕃的策略依然是利用北方末氏拖住邏些城，內臣們建議除了援助軍備，應設法向末氏地區增兵，只要在吐蕃北部一地布武，就能改變西南、西域、河隴幾個地方都被牽制的被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