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律令來辦，稍有不對就要打回重報，江南地區的官員還能接受，可雲貴川、兩廣、山陝諸地的官員可就要倒了大逼黴了。
為了防止無休止的來回往返，浪費錢糧時間，凡是這些地方前往戶部報賬的官員，一般都會事先準備好蓋過印信的空白備份賬冊。
這在元朝就已經是約定俗成的慣例，也從未被明令禁止過。
可朱元璋發現了空印的做法後，對此非常厭惡，因為他覺得這會給地方貪汙大開方便之門，而且還會將稅權放還給地方，導致地方逐漸糜爛失控。
這場洪武大案的最終處理結果是：主印官員（即掌握印把子的人）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遠方。
《明史·刑法志》記載：“時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諫……系死者數萬人……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
方孝孺《葉鄭傳》說：“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
吳晗《朱元璋傳》說空印案與郭桓案一共殺了七八萬人，《國史概要》也說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的人數以萬計。
史載，空印案爆發的當年，天象有所變化，朱元璋下詔求言，就有空印案的家屬兄弟鄭士利上書朝廷。
鄭士利認為，朝廷要辦空印大案，是害怕空印被有心人利用，欺上瞞下禍害地方，但這是不可能的。
鄭士利的觀點：
第一，空印賬冊蓋的都是騎縫印，具體到每張紙上的印跡都不完整，與一紙一印並不同，即使流散了出去，也辦不成什麼事，何況這蓋了章的白紙也很難輕易流散出去。
第二，錢糧這些賬目數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對錯，最後都是戶部說了算。而部、省之間的距離，往往能相隔數千裡遠，一旦出錯，那一次往返差不多也要一年時間。提前準備空印，這也是權宜之計。
第三，朝廷要立法，必須要有明確的律令，而後根據律令來懲處枉法者。但是，本朝開國並沒有針對空印的律例，朝廷以此來治罪，不能服眾。
第四，朝廷培養一個合格的官員很難，能官至州府的官員，更是要耗費大把時間來培養，這些有豐富理政治民經驗的官員，並非草菅可割而復生。
四條觀點也的確是準備講道理，可結果呢？
朱元璋大怒，鄭士利被流放（因為只是個人上書），空印案牽連的官員不僅沒被赦免，就連才放出去的兄長鄭士元，也一起被連累流放。
從此，就能夠看出大明對地方財政稅權的任何更化，到底是有多麼的警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