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第一個分稅制，把朝廷稅收與地方稅收分開，建立起朝廷、地方的二級稅收體系。
夏原吉雖然此前從未聽過，但他腦子裡幾乎下意識就蹦出了兩個關鍵詞——“包稅制”和“空印案”。
包稅制的歷史相當久遠，差不多可以追溯到五代的後唐時期。
用《資治通鑑》的記載：“（後）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
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後唐末年國家風雨飄搖，已經無力對朝廷控制的營田進行管理，便募集豪強地主輸納定額租賦，那朝廷就把營田轉交給對方經營，而不再徵稅。
因為後唐朝廷的如此做法，導致對州縣的控制力進一步下降，連緝捕盜賊流寇都無法做到，差役兵丁也難以足額。
這是包稅制在五代亂世的起點，到了北宋區域性統一天下，社會的安定帶來商業的高度繁榮，為了徵收商稅，北宋朝廷專門成立了“商稅務”，並在全國各州縣共設立有1830多個。
但即便如此，依舊很難顧及分散鄉間的小集市。
於是乎，大聰明的北宋朝廷便決定“課（稅）額少者，募豪民主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七）”。
按照這個規定，凡是商稅額在一千貫以下的小集市，一律都要實行“包稅制”，對外稱“買撲”，也即由官府先測算出該集市今年應收稅的總數，再讓當地的大商人出錢承包，然後大商人再向商販們自行徵收，官府不會再管。
如此一番，收入的盈虧都由大商人負責，朝廷穩坐釣魚臺。
北宋朝廷嚐到了其中甜頭，又在之後繼續推行年課稅千貫以下的酒務、道店等商稅，從而“讓人定年額買撲，更不差官監管（《宋會要輯稿》六）”。
元滅宋，包稅制也被繼承下來，並且進一步發揚壯大，承包稅種之多、範圍之廣、數額之大迅速超越了兩宋。
早在元太宗（實際是蒙古帝國皇帝，元太宗是元朝建立後追封，沒有年號）十年，蒙古人便學習兩宋的包稅制，在中國北方全面推廣。
在當時，有包天下河泊、橋樑、渡口之稅的，有包燕京酒稅的，更有甚者，還想以100萬兩白銀包天下之鹽稅的。
時任蒙古帝國中書令耶律楚材（砥柱中流折，藏舟半夜移）堅決反對，並奏請廢除包稅制。
他在奏摺中乾脆寫道：“此皆奸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
只可惜，他的建議並沒有引起窩闊臺的重視，因為包稅制確實是讓蒙古緩解財政壓力的最簡單，也是最快捷的方式。
到了太宗十一年，一些不法官員乾脆勾結回鶻商人進入中原，進一步承包了大量稅收。
至此，包稅制在蒙古帝國一發不可收拾，並進一步將影響延伸到了元朝建立。
一直到元朝滅亡，它的財政稅制都是嚴重畸形且不穩定的。
而空印案卻是離得很近，雖然案發時間有所爭議，但大致都在洪武初年上下。
按照明初時候的律令規定，每年各布政司及下轄府、縣都要向戶部呈遞錢糧和地方財政收支、稅款賬目明細。
而戶部與各布政司、府、縣所提交的數額必須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方才能夠結項。
如果有一項數額對不上，那整個賬冊就都要被駁回，並且重新核准填報，再重新蓋上地方官府印信。
洪武年間，大明的都城在南京，所以全國各地官員都要前往南京報賬。
再加上，當時報賬押解的稅收大多都是糧秣等實物稅，所以在運輸的過程中難免會有所損耗，出現賬目與實際對不上的情況。
所以，若是全部